富士康事件是一个结，一个千丝万缕的死结。经过了上一周的焦头烂额后，这个星期郭台铭先生拿起了“亚历山大帝的宝剑”，蛮不讲理地想要将这个结直接砍掉：加薪3成，6月1日起。同样是加薪解决方案，在经历了几次反复后，本田汽车零部件厂罢工事件以提薪24％结束。

    加薪当然好，但我们对数量的理解很有趣，比如相对值和绝对值，大家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加薪30％，你会叫“太棒了”，涨薪300，你就会嚷“太少了”，不是吗？考虑到富士康一名普通员工的基本工资只是区区900元，涨30％和加300元就是同一个概念，但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惊诧。

    不过，让我惊讶的还不是涨太多或涨太少，我惊讶的是涨薪竟然可以成为理所当然的首选。以前要想涨个工资，不是千难万难吗？既然以目前的工资水平，想去富士康上班的人还要挤破头，理论上有必要大幅加薪吗？

    还有，在我们的概念中，中国的代工制造业链条上每一环都是绷得紧紧的，不是常说人民币升值是不可承受之重吗？加薪就不重了？无论多了少了，富士康多出来的30％或者300元钱，郭台铭先生要从哪里抠出来呢？

    看得见的有三条路：第一条，郭先生既然是首富，那就让点利吧，给员工一点“共同富裕”，空间原来还是有的，富士康自己也承认加薪30％未必会对财务业绩构成重大不利；第二条路，这不是我想到的，是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来的，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打头阵，方案是给富士康这样的竞争性行业减税，减税所得给工人涨工资；第三条路，也不是我敢想的，是听说的，说苹果这个市值超过微软“富得流油”连乔布斯都觉得有点不真实的公司，准备在代工费里多让一个2％出来，好让富士康给员工涨工资。

    结果如何，无论是老板，还是政府，还是客户，都认同了一点：长期以来的劳动力的低分配比例是不可持续的。一项数据表明，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从1983年的57％降至2005年的区区的37％，而后一直停留在这个低水平。不可持续，已经是老生常谈，政府喊得再多也没用，企业自发行动才有效，从富士康和本田事件上来看，“当事人”终于是上路了。

    蛋糕就这么大，要从上面三条路上给劳动者找钱，无可厚非甚至应该理直气壮，但是以前即使有人这么想，也没有人这么讲，这么做。“涨薪三成”给我的最大惊诧是，原来这些都可以来的那么直截了当，自然而然。真正是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    当然不是说跳楼事件和罢工事件自然而然，而是说不相信这些突然事件有什么扭转乾坤的力量，我倒觉得富士康和本田事件更像是某一种大变化的“催化剂”。什么叫做催化剂？就是加快反应的东西。在各种“拍案惊奇”的事情中，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方向性转变，所不同的只是速度。

    富士康事件，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触媒。北京市已经宣布7月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％，上海要求开展工资集体协商，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在深圳也得到了不少代工企业准备跟随富士康涨薪的消息，而人保部工资所的所长已经开始明确在谈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。加薪，至少在这个星期看起来，已经成为了“中国制造”的大势所趋，不会也不能一蹴而就，但是大幕已经拉开了。

    富士康事件，还不仅是一个加薪的触媒，它还加快了原来就已经潜在的正在进行中的几个大事件的“化学反应”速度：一个是收入水平的调整，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调整；一个是产业转移，从东南部沿海转移低端制造业到中西部；一个是GDP结构转型，从投资出口拉动到消费拉动。

    其实，富士康早就有涨薪的压力了，此时涨薪正是顺水推舟。富士康还准备加速工厂向中西部转移，降低生产成本是一方面，让农民工在原地就业是一个结果，中西部的生活成本要比长三角、珠三角低得多，更不要说留在家门口的好处，少一个留守儿童就是解决了一个家庭的问题。还有，涨薪后的富士康员工，要拿这30％或300元钱来做什么？只要涨薪是长期的、稳定的，他们很可能会把钱花掉，改善点生活条件。

    花掉，正式说法应该是消费掉。以前，十几年的增长，靠的是农民工作为低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链条，一分一毫地把GDP给堆出来，以后，几十年的增长，还得靠他们作为消费者搞活中国国内的需求。今后的GDP，不靠富人的奢侈品消费，也不靠炒房炒股，能依靠的正是这些最广大的劳动者的消费改善需求，以及他们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需求。

    城镇化，就是要他们住城里的房子，逛城里的商场。

    今天富士康和郭台铭，怎么都让我想到100年前的福特汽车和老亨利。福特。老亨利。福特在工业化大生产上开创了的三个标志性事件：创建了流水线生产；给工人日薪5美元工资；最后还有和工会对着干。郭台铭100年后，搞得还是流水线，工资吗，该涨就得涨。

    老亨利-福特让自己的员工买得起自己的T型车，如果，郭台铭也让自己的员工也用得起iPhone呢？